许多历代相沿、承传有绪的民间故事，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懵懂的孩提时代。人们在耳濡目染之际不仅初次体味到人世间的各种悲欢离合，更确立起衡量是非善恶的基本准则。恰如卡尔维诺所慨叹的那样，“民间故事通过对人世沉浮的反复验证，在人们缓缓成熟的朴实意识里为人生提供了注脚”(《意大利童话·序言》)。尽管这一切还只是浅尝辄止，但等到成年后再度回想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些童年时的片段记忆弥足珍视。

　　然而毋庸讳言，即便是那些流传最广泛、接受程度最高的民间故事，诸如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反映的也只是不同时代、特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随着时过境迁，其中有不少未必符合人情常理，甚至很有可能背离了现代文明所恪守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

　　例如前段时间，一段小学生质疑牛郎织女故事的课堂实录在社交媒体发酵。孩子们不能接受的是，两人得以缔结良缘，最初竟然始于牛郎偷窥沐浴、窃盗衣物等一系列行为。成年人囿于渐趋固化的思维惯性，也许对此习焉不察，或是因循固守。但如果撇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稍加覆按，其实不难窥见问题的症结所在，觉察到故事中的织女始终深陷于“男性凝视”之中的尴尬处境。这也提醒我们，今人非但可以而且也极有必要依据现代文明的标准，重新去审视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

　　重新审视的最终目的，当然绝不是为了全盘否定这些民间故事，而首先应该促使我们更好地去追溯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并进而寻绎其层累演化的隐秘。仍以牛郎、织女的传说为例，近现代以来，包括法国学者高延，日本学者长井金风、出石诚彦、君岛久子、小南一郎，中国学者钟敬文、范宁、王孝廉、洪淑苓等数代中外学人，相继从不同角度做过翔实周密的考索，搜集排比了大量文献资料，勾勒出这个故事起源、发展和变异的整个过程，尤其揭示出类似的传说在世界各地都有着相当广泛的流播，可以归并在“天鹅处女”(又称“羽衣天女”)的故事类型之中。故事中偷窥沐浴、窃盗衣物等情节也不能一概而论，原本还寓有祓除不洁、女性禁忌等宗教意识或民俗观念，在其他民间故事里也时有留存，并不像现代人所想象的那么荒唐不经。而在千百年来的流播嬗蜕中，牛郎、织女的故事又相继与董永遇仙等神话传说以及七夕乞巧等风俗习惯激荡交融，互相渗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形成了大量形态各异的文本，在某些文本里就并没有涉及窥浴、窃衣等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去耐心考索、了解隐藏在这个故事背后的种种原委，蓄积在心头的困惑想必也就能够涣然冰释了。

　　在长期流传和接受的过程中，许多民间故事其实都经历过这样由简至繁、饶有趣味的演化，吸引了不少专业研究者去一探究竟。顾颉刚编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就围绕“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裒辑了历代诗文戏曲、小说笔记、金石碑刻、口传文献等各种类型的史料，穷原竟委，钩沉索隐，堪称这类研究中的典范。除此之外，他还相继撰有《嫦娥故事之演化》《羿的故事》《洪水之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尾生故事》等论文，同样致力于追寻各类民间故事纷繁的递嬗迁变。这一系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式的个案研究，不仅激励了大批学者投身于其他民间故事的调查研讨，毫无疑问也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作品带来了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启示。面对复杂多元而良莠不齐的民间故事，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去芜存菁？当务之急恐怕仍然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考较和甄别，借此了解其始末源流及成因所在，这类切实的工作远比敷衍塞责的宣传或是率然盲目的指摘要来得重要得多。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先秦的《诗经·小雅·大东》中还只是稍具雏形，到了汉魏六朝的《古诗十九首》、崔寔《四民月令》、曹植《九咏注》、张华《博物志》、宗懔《荆楚岁时记》里开始逐渐增添了不少细节；此后如明人朱名世的小说《牛郎织女传》，清代邹山的传奇剧作《双星图》，近人张恨水的章回小说《牛郎织女》、顾佛影的杂剧《新牛女》、吴祖光的诗剧《牛郎织女》等，更是依傍这一传统题材，不断加以铺陈增饰或是补缀续写；根据这个故事编排、搬演的各种地方戏曲，如粤剧《牛郎会织女》、评剧《天河配》、秦腔《牛郎织女》、越剧《鹊桥相会》、黄梅戏《天河配》等也层出不穷；至于从各地征集、搜求到的口传故事，更是不胜枚举。在历代衍生的大量作品中，具体的内容情节固然屡有出入，其思想主旨有时也大相径庭。这也说明在充分理解、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今人也不妨依据现代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对大量民间故事的内涵重新予以阐释或是改造。

　　在这方面其实不乏成功的先例，鲁迅的《故事新编》取资于女娲造人、嫦娥奔月等神话而出以借古讽今、戏谑辛辣的笔调，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在改写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促织》《陆判》等篇章时尝试融入追求平等、崇尚趣味的现代意识，都给我们留下过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同样的题材中，也应该允许不同的作者各出机杼而翻新出奇——在明人洪楩《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冯梦龙《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的白娘子还都只是以美色魅惑世人的蛇妖，而赵清阁的《白蛇传》却将其重塑为热情善良、坚贞果敢的女性，李碧华的《青蛇》则从中审视了俗世男女的爱欲纠葛，李锐的《人间：重述白蛇传》更借此反思了排斥异类的沉重话题，先后从同样的旧题材中发掘出了不同的新价值，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着可以不断引申和滋长的蓬勃活力。

　　归根结底，在研究和传承的同时，仍然需要与时俱进，通过不懈的摸索去删汰繁芜，吐故纳新，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间故事生生不息而历久弥新。

　　(作者杨焄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文系教授)

　　来源：文汇报